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周佛海访日。以后，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
高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
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
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那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
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高、陶惊出一身冷汗，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或出国隐居，总之绝不继续谈判。
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汪精卫极力迁就日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
高、陶对汪精卫已劝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
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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