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由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余毒，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权大于法的现象屡禁不绝，“官|二代”们对于法的蔑视是骨子里发出的，要不然怎么会有“我爸是李刚”的奇疤事件、愤怒了无数国人？
之所以后世的中国人会产生党权大于法权的感觉，是因为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一些现象：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不强，决策不讲程序，办事不依法依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产生“权比法大”、“党比法大”的感受。
但如果往深里看，“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陷入话语陷饼。如果说党比法大，那就是承认依法治国、法治都是假的；反之，那又好像党的领导出了问题！
这也是张汉卿一直在解决、现在在规范上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事：用法治规范党员，用党章领导法治，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原则性的时候体现党的领导，具体的时候体现法治的精神。所谓具体，是做为个体的人民党员，无论职务有多大，只要犯了国法，不能仅用党纪来处理，国法同样要兼顾。一句话，党员犯了法，与非党员的处罚是一致的。
所以，张汉卿既肯定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也避免党权对法治的可能干扰，在新民行政管理实践时就坚决不设立管理公、检、法、司的政法委书记，而是由党的副书记“联系”四套班子就是一种设计。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体现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不一定就要硬安一个政法委书记来进
第378章 请尊重司法独|立(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