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奇冤”,受震惊的民主党派结成民盟。
在抗战前夕,出现一些叫法不一的类似政党的团体。包括中国致公党、第三党在内的党派组织都不大。它们夹在国共两大政党中间,为了生存,更为了在抗日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希望与执政的国民党和平相处。而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把它们惊醒,促使小党派结成“民盟”。
“皖南事变”使各民主党派进一步看清蒋介石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其对待政见不同的党派采取如此卑劣、凶残的手段,使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寒而栗。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蒋介石大为失望,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派势力斗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各中间党派深深感到自己人少,势孤力单,既无力促使国民党实施民主政治,也无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调解缓冲的作用,而且面对国民党恃强凌弱的霸道政治,感到自身前途岌岌可危。当时,梁漱溟、黄炎培在国共两党之间调停,未见成效,有些自卑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第三党的章伯钧、国家社会党罗隆基、中国青年党左舜生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人,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三党三派”的领导人商讨加强中间派组织,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关于组织政治同盟的目的,黄炎培指出,大家不应该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的责任,“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和主张。”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会在重庆秘密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
75、以大欺小,民主党派被逼上梁山(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