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急于与中共接触,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和宋子文分别在国内寻找与中共接触的管道。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找来亲信曾养甫具体承办。曾养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铁道部次长。他把这件事交给曾与周恩来同是“觉悟社”成员的谌小岺。谌小岺通过在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的吕振羽与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头。中共北平市委通过中共北方局请示中共中央后,派周小舟前往南京直接与国民党当局接触。
1936年3月,周小舟作为中共代表,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以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写给曾养甫和谌小岺的信,与曾养甫接上了关系,然后,与谌小岺谈判,由于双方的意见相差甚远,没有什么结果,但周小舟此行,使共产党与国民党直接发生了联系。
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董带着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以南京官员的身份去陕西。到达延安(时称肤施)后,在张学良将军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在那里同博古见面,向他传递了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
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得知此消息后,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当局提出了五项要求。董健吾将密件默记在心,带回南京,向国民党当局传递,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接通了。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从苏联回国的潘汉年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他由陕北来到上海,
72、“剿”抚兼施(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