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对《塘沽协定》加以美化,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这是十足的阿q精神。
《塘沽协定》承认满洲的既定事实,在长城以南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是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委曲求全的结果。这个《协定》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
2、推进所谓“日中亲善”,日本回报的却是策动华北自治。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通过强力获得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缓和一些气氛,便于1933年9月开始标榜“和协外交”,作出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为谋求与日本的妥协,1935年1月,国民党方面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这篇文章是蒋介石口授,由御用文人陈布雷执笔写成的。经陈布雷的建议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渴望与日本亲善友好。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两国“不必拘泥于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扫除国交上的障碍”。他这样轻飘的几句,把日本侵占东北、热河都作为“悬案”而搁置到一边了。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传递的信息是中日必须合作,中日合作要以维持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为前提。暗示日本侵略者要理智些,不能无限度地要价,逼迫太甚。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政府作好友好的势态,同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67届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
53、委曲求全,退让导致国土破碎(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