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堂而皇之地当了国家干部，就像毛泽东革命成功后进北京当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他绝大多数的师范同窗却仍然在原籍教书或者种田一样。那时的人情很值钱，一封信就促成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他居然在一家工厂里干起了正式工。这八年中他穿的是当时十分流行且落落大方的劳动布工作服，上衣口袋的上方和裤子p股口袋的上面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白色的字，脚上穿着稍加擦油保养便锃光发亮的三节头青年式皮鞋，并不浓密但却油黑的头发总是二八分，虽然说出话来乡音与他洒脱的外部形象有些不相匹配，但足以让本厂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许多职工窃窃私语并加以肯定，他的后背和前胸时常能感受到一些从工厂各个角落s发的与他年岁相符的女工们那种热烈而大胆的目光。最终有一位胆大而心细的工厂医务所女护士借助他患了感冒而给他注s鱼腥草的机会与他熟识了，后来她又接连帮他洗衣服拆被褥擦皮鞋补袜子，半年后就变成了他的妻子，又半年后给他生了儿子。想必那时的工人牌子并不差的，许多有学历的女教师甚至政府女干部的爱人常常会是某某工厂的钳工车工铣工磨工或者电工，而后来不知从何时起工人的牌子便彻彻底底地倒了，以至于“工人”二字竟然成了贫困和无知的代名词。
这个来自遥远山村的男孩淳朴且要强，结婚生子后他仍然不停地读书学习，除读完学完了自己从家乡带来的那些初中数理化课本外，又用自己的工资从新华书店里买回不少他喜欢读的杂书，常常让自己废寝忘食，这样便不时遭到妻子的数落而后来竟然酿成了他们夫妻感情不合的隐患。大概是一九七八年，时代又慷慨地赠给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一个人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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