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易，就环境和机会来说，干部太容易腐败，这是残酷的事实。肩负重托，不得不研究干部队伍的管理之道，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心得的。”
胡宜生说：“今天真是个好机会，浩东书记，你的心得也没跟我们分享过呢。”
“我是这么认为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对干部的选拨最强调的是出身，我想大部分人对出身论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但是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不能以一个极端否定另一个极端。比方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大力提拨了很多新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咱们云岭市乡镇街道一级，新干部最多时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就是在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中，新干部最多时也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可你们知道不知道，在当时的新干部中，哪一类出身最多吗？”
夏富麟说：“军人，我是一九八一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待在市委组织部，我知道这个数据，在当时的新干部中，军人出身的最多，最大比例曾达到新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七。”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成份论，而且这成份论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军人最守纪律，军人最为纯洁，军人最嫉恶如仇，军人最有追求也敢于追求。当然，那一代军人从政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文化程度太低，在权色钱面前，很快就有相当一部分迷失了堕落了，再加上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不够，很多军人出身的干部堕入了深渊，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既是成份论的成功，也是成份论的失败。”
夏富麟说：“我有同感，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仕途的干部，已经都在五十岁以上，除了部分退居二线，
第0216章 成份论(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