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奕譞那封没什么见地的奏折，朝廷还搞了一次内阁会商，从而诞生了一个差点弄死奕譞的派系。参与讨论者，有素来仇视洋务的大学士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刑部尚书瑞常，以及当时正在北京盘亘述职的直隶总督曾国藩。
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一番议论，众人推举曾国藩起草对奕譞奏折的意见书。此折代表了朝中保守力量的立场，同时该文又撰于曾国藩之手，可见曾国藩对奕譞的主张并无太多异议。那向来以胸怀开明、积极洋务面貌示人的曾国藩，其实内心深处仍对洋人持仇视态度，否则他应不会对通篇意欲驱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认同。身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作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国藩，其做人与做事存在着巨大反差、矛盾与纠结。曾国藩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几乎把这位大贤给搞分裂了。而一年后的天津教案，则不啻将他的思想与行动彻底撕裂成两个根本无法弥合的极端。
对奕譞的这份奏折，清廷以内阁复议的形式做出回应后，便再无反响。然其象征意义却实际，这是奕譞保守立场的首次公开“亮剑”，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团附和，朝中的保守势力终于从皇室中寻觅到领袖人物。进而立场保守且态度强硬的鹰派已渐趋成型，一旦中西事务上出现大的变故，鹰鸷便立刻展翅出击。天津教案便成了一个契机，鹰派振翅而起，把奕欣给搞了个狼狈不堪。
天津教案爆发后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曾数度密函奕欣，表达对津案看法。丁中丞赞同曾国藩“中国现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观点，称此“真深识远虑之谈”。应当说丁日昌的观点，
第七百一十四章 鹰派崛起(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