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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各地红巾军起义能够成功，除了凝聚民心和精密筹划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驻守在各地的元军和将领都没有很好地进行应对。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这一点可以说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彭莹玉第一次在袁州带领周子旺和况普天发动武装起义时起便初见端倪。在至元四年再到至正八年（公元1348）方国珍啸聚海上，这十年时间里百姓动乱的例子也有很多，在统治者看来，对付他们的手段无外乎两种一是整合军队，血腥镇压；二是许以官职利益，进行招安。
这两种手段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这个重要年份得以充分体现。以至正帝为首的政治集团在这十年里，逐渐失去当初的雄心壮志，皇帝的逃避和纵容使得元廷纲纪愈发松弛，官军毫无战力。
在这样的时刻下，元廷镇压动乱的手段还是老样子，可揭竿而起的义军却已经今非昔比。招安是看起来一本万利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只要地方官员从自己的指甲缝中抠出一丁点利益让给作乱之人，便可以接触祸乱，并因此取得不小的功劳和政绩。
将这个招数用得最好的莫过于达识帖睦迩，他在至正九年任湖广平章政事时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招谕沅州、靖州、柳州、桂阳等路暴乱的少数民族一事，做得的确十分漂亮。可也正因为招安的手段历来好用，在面对方国珍时，元廷在他身上才吃了大亏，毕竟此前元廷少有应对这种既有战力又肯投降的贼寇的经验。
反观元廷在面对韩山童、刘福通、彭莹玉等真正有组织、有威胁的派系军
第七十七章 起战事师徒赴蕲州(1/5)